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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木扬 · 图布丹

发布时间:2015-05-19 11:25:14 来源:本站 阅读:2425
嘉木扬•图布丹
“学佛之人,首先应先做人、后做事,因为诸佛就是先得人身后,才能够有条件成就佛果,如果人都做不好,不可能成就佛果。”
“学佛并不总是烧香磕头、随喜上布施,而是要闻法起信,在正信中悟道。”
“国家的鼎盛,宗教才能兴盛。”
    得知有幸采访雍和宫前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嘉木扬•图布丹,记者心中升腾起肃敬。毕竟,如雍和宫现任住持胡雪峰所言,当今具备如此圆满功德的高僧并不多见。
    中国如今有佛教寺庙1.7万余座,称之为“宫”的只有两座,一个是布达拉宫,一个是雍和宫。雍和宫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蒙藏佛教寺院,曾备受清朝历代皇帝的重视、推崇和支持,并以规模宏大、学经组织完备、驻锡高僧众多、设有“金奔巴瓶”和实施“金瓶掣签”制度而闻名,在内地藏传佛教发展史及中央与蒙藏地区关系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重要影响。如今,雍和宫在国内外仍享有极高的声誉,主要原因是:它至今依然是北京保存最为完整、佛事活动和修学体系完备、宗教文化独特、有高僧驻锡的著名蒙藏佛教活动场所,“僧像僧,庙像庙”,道场庄严,如法如仪,香火鼎盛;其次,雍和宫自建立以来,始终把寺院的建设、佛法的弘传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爱国爱教,护国护民,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展现了首都北京的爱国主义风范与情怀,深得僧俗信众的信赖与赞颂。
    图布丹于1987年被选为雍和宫副住持,1993年起开始担任住持,2010年1月后任名誉住持。20多年来,图布丹以自己深厚的佛学功底及敬业精神培养出新一代学僧,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在雍和宫佛学院的建设上,使其成为蒙藏佛教驻京最高学府。图布丹对于雍和官在1981年重新对外开放后,重大法会的恢复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他翻译佛典、著书立说、善行济世,并利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身份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和谐社会建设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在他和胡雪峰的倡导和带动下,雍和宫积极开展心系社念,关爱众生、扶贫助学、赈灾济困等慈善公益事业,目前已经捐建了辽宁阜新佛寺希望刁学、云南勐海希望小学等数所希望小学,为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等民族地区多座寺庙提供修缮资金,为汶川、玉树等地灾区捐款捐物,把佛教的慈悲与博爱播散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库布齐的吉仁太
    “藏传佛教”这一提法于大众已具有相当的普及度,但就史实而言,“蒙藏佛教’一词更为贴切。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一条路线是从西藏传人内地和蒙满的,从而形成了藏语系佛教,而藏语系佛教传布于全中国,即东至苏杭,南至云贵,乃为元朝之后,这与蒙古族成为国家统治者密切相关。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的历史上不仅客观存在着藏语系佛教,同时还存在着蒙语系佛教和满语系佛教。随着满语在社会生活中的退出,满语系佛教全面衰落,但是蒙语系佛教却始终没有消失,顽强地生存至今。
    《蒙古佛教史》如此记载:清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想在京城建一座规格齐全的正统的蒙藏佛教寺院,他向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锡哷图活佛下令:“虽然京师北京地面广大,先辈父祖已弘扬佛法,但讲习内外道学识的法规还不兴盛,现在为弘传佛法特别是黄帽派的教法,完成父祖先辈的意愿,增益众生的幸福,愿将父皇受封为亲王爵位时所居的府邸改建为具有佛殿、经堂、僧舍之大寺院,建立讲习五明之学的各个扎仓。”乾隆帝还赐该寺藏一藏语寺名—噶丹钦恰林”(意为古祥威严宫)并亲自撰写碑文,分立于天王殿前东、西两座碑享,东为满、汉两体文碑,西为蒙、藏两体文碑。乾隆明确要,雍和宫的学僧须从蒙吉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和汉藏地区聪慧青少年中选送,因此雍和宫的喇嘛以蒙古僧人为主,次为西藏僧人。雍和宫按格鲁派正规寺院建制,设有显宗、密宗、医药和时轮四大札仓(学院),其教习堪布(为寺院或扎仓之主持者)从西藏选派高僧担任。
     图布丹出生的地方是普遍虔诚信仰佛教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他的父母是来自库布齐沙漠的普通牧民。杭锦旗库布齐曾经为成吉思汗一个造车部落的驻牧之地,是历史上的游牧之所,骑射之地,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1925年1月17日,正赶上祖父的60寿辰,图布丹呱呱坠地,得乳名吉仁太(蒙古语的意思是六十)。
    中国民间有抓周习俗,小吉仁太的父母在他周岁之日将装有糖果、钱币、笔墨等物品的托盘放在他面前,哪料想,吉仁太对托盘里的东西毫无兴趣,而是一把抓起了旁边放着的佛珠,父母再试了一次,吉仁太的手还剥伸向了佛珠。
    根据上个世纪初的统计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有寺庙271座,仅杭锦旗就有68座,鼎盛时,僧人达2万多人,占当地男性人口的一半,“家有二丁,一僧一兵”,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僧人是受尊敬的知识阶层,每户人家把孩子成才的希望放在寺庙,有知识的僧人在寺庙可以当经世、法师,还俗回家还能担任教师、医生等技术类社会工作,同样得到社会尊敬。”图布丹如此解释。史料显示,后金兴起时,蒙藏佛教格鲁派便成为蒙古地区的全民信仰。16世纪,格鲁派已发展成为蒙藏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佛教教派之一。
    当图布丹长到五六岁时,便开始跟随父母参加祭敖包等宗教活动。图布丹回忆:“我家离寺庙很近,那个庙的藏语叫纳木吉勒扎木楚拉,汉语叫菩提济度寺。”菩提济度寺原名为沙日特莫图庙,位于杭锦旗巴音乌苏镇北面十二公里处,据考证,该寺始建于明朝中期,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最大的寺庙之一。图布丹经常和小朋友们在寺庙附近玩耍,一位名为洛桑盆杰的领经僧人看到图布丹,喜赞其“目有火,面有光”,提出愿念收他为徒。
    1931年,图布丹7岁时,父母选了良辰吉日将他送往菩提济度寺,洛桑盆杰成为图布丹的启蒙老师。“寺庙里有很多喇嘛,也有我的表亲,唯一的问题是我自己太小,还不懂当喇嘛的真正意义。”不过聪慧、勤勉的图布丹通过几年学习,深深喜欢上了晨钟暮鼓、青灯黄卷的日子,“十多岁时,我能读懂书中的内容了,可以和其他学僧曾一起讨论了。”
    正当图布丹预向更高层次研修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我16岁,应该是正月,日本人的飞机对寺庙进行了轰炸,我的老师不幸遇难。”图布丹饿着肚子在草丛里躲了两天,幸免于难。痛失恩师,图布丹遭受到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打击。但这更加激励他,必须博学明志,以身弘法。
    图布丹生性和蔼,干活勤快,16岁时已被众僧推举为菩提济寺果尼尔僧人(庙务管理),他将所负责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寺内生活用品变得非常匮乏,僧人们甚至无钱购买布匹缝僧衣。图布丹对青海塔尔寺向往已久,因为那里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出生之地。拥有众多德高望重的高僧。于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图布丹与几个师兄踏上了前往塔尔寺的征程。父母把家中仅有的一匹马卖掉,换得60元给图布丹做了盘缠。
15年塔尔寺修行,20年艰难岁月坚守
    通向塔尔寺的路艰险崎岖,图布丹一行整整走了73天,他还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说:“困难肯定是有,不过拜师学佛的信念在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指引我们前进。”
    1942年9月14日,图布丹如愿抵达塔尔寺,开始了更高层次的佛法苦修生涯。令他感叹不已的是,塔尔寺里收藏的经卷浩瀚如海洋。此前在菩提济度寺时,图布丹就熟识了《占颂》32部和大威德、上乐、药师、时轮等十大《金刚经》,在塔尔寺期间,他跟随贡却扎布、苏日布丹达尔两位善知识(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之人)学经习律,熟练掌握了藏语和梵文,又学习辩经5部。
    在塔尔寺有十三个沸学学级,15年间,图布丹先后通过了十二个学级。获得相当于现代意义上博士学位的“格西”学位,成为佛教界颇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型高僧。在塔尔寺的房梁上,现如今还能见到图布丹书写的梵文。当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常前往雍和宫向图布丹请教相关问题。
    正当图布丹准备考取塔尔寺级高学级时,一场政治运动席卷而来。“那时候他们说我念邪教,说我念的经文是反国家反人民的。”1958年,图布丹被迫还俗,被遣回原籍劳动。
    20世纪60年代,“文革爆发,所有宗教活动在中国大地销声匿迹。圈布丹为遮人耳目只得凭借多年养成的诵经习惯和良好的记忆力在无经卷的情况下,每天坚持默默温习经文,一天不曾荒废。劳动之余,他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牧民看病祛灾。
    佛陀在初转法轮时一开始就强调认识苦谛。宋代位名叫圆悟克勤的禅师,说过一个偈语,“烹佛烹祖大炉韝,煅凡煅圣恶钳锤”,意思是说,大家都在禅堂里面打坐修行,这个禅堂就像一个熔炉,佛和祖在其中经受艰烤,成就或不能成就,就看你能不能够经受得住生死的磨难。要想获得开悟,就要经过钳锤,煅生煅死,经过这个恶,即很重很重的痛苦的敲打,便能使自己得到成长和涅架。图布丹的人生正好印证了此理。在磨难、冲击面前,他随遇而安,无埋怨、无消沉,始终心向佛法,心系众生。
    1981年,闭门多年的雍和宫准备恢复宗教活动、重新开放。可是当时人才青黄不接,连正常的法会都无法进行,于是有关部门开始寻找合适的教学人才,培养新僧人亦成为雍和宫的当务之急。在十一世乌兰活佛的推荐下,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图布丹成为雍和宫的经师。
    十世班禅专程前往雍和宫与图布丹等人交流,共同讨论雍和官的发展。十世班禅说,雍和宫要逐步完善管理体制,要搞好团结,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他特意嘱咐:“雍和宫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培养一批爱国爱教的宗教人士。”
    图布丹说,雍和宫在乾隆时期便提出“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的人才培养要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00多年来,雍和宫一直发扬爱国爱教传统,将百姓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睦,祈盼国家长治久安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包括图布丹在内的雍和宫历代住持都非常重视僧才的培养,从选好才、立好僧、重修持几个方面严格僧团管理,倡导“三好“理念,即“身要做好事、口要说好话、心要存善念”,在信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显密传承,法脉润净
蒙藏著述,恩泽后世
    图布丹来到雍和宫后,一项艰巨且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盛大佛教活动。他当时指出,如不恢复“跳布扎”仪式则大愿法会就“不如法”。但这一技艺由于年久而几近失传,图布丹等人为此四处寻访,最后从辽宁阜新蒙占族自治县佛寺瑞应寺请来老僧人高尼根加布师,作为余刚驱魔法舞的指导老师。图布丹还查找有关资料,写出藏汉对照的《金刚驭魔神舞缘起》文本,该文对金刚驱魔法舞的历史沿革、舞蹈程序和动作要领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自1981年以来,图布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孜孜不倦研习佛经,笔耕不辍。他翻译和出版蒙藏合璧的佛学词典《智慧之源》、合作校订藏文《四部医典》、撰写并出版了藏文版《释尊本生传记》、《吉祥果聚搭缘起及佛塔浅论—见而获益奇莲花乐园》、《乌兰活佛传》、《嘉木杨·图布丹文集》等多部著作。    
《释尊本生传记》为雍和宫万福阁内珍藏的一组年代久远的唐卡,计41幅之多。这41幅卡反映的是释迎牟尼过去生的故事。图布丹以饱满的热清,用赞赋的形式为唐卡组画配了诗体小传和经文注释,为此撰写和出版了藏文版的《释尊本生记》。《智慧之源》佛学词典起源于乾隆年间,当时清政府组织500人的翻译队伍,将长达237卷的藏文版经卷《丹珠尔》译成蒙古文。《智慧之源》可谓研究藏学、蒙古学以及社会宗教学科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992年,图布丹携此书应邀参加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在图布丹亲自指导和教海下,胡雪峰和凯朝先后翻译出版了《藏汉蒙佛教日诵》,《藏汉蒙对照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和《藏汉蒙对照佛教语法词典》,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胡雪峰回忆:“在我最初学习藏传佛教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适合蒙古族僧俗学习佛法的教科书。于是我们在初学藏文时就发愿,尽全力把老师每次教给我们的佛法知识,用藏、汉、蒙三种文字记录下来。课余时间,在藏蒙文字方面,我们请教根本恩师图老师。”
    这些年来,图布丹在雍和宫和内蒙古地区多次主法“无量寿佛延寿灌顶”、“大威德金刚成就灌顶”、“观音菩萨灌顶”法会和授戒仪式的佛事活动,赢得了僧俗的爱戴和赞扬。1995年,图布丹亲赴西藏参加了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通的掣签仪式。1996,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周年法会仪式。1996年,第十一世班禅坐床周年法会在雍和宫举行,图布丹亲自指挥布置班禅讲经会场,并参加了法会全过程,使之十分圆满。
    雍和宫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雍和宫原有许多木制经版,长期堆放,得不到整理,在图布丹的积极倡议下,雍和宫自2000年起开始经版整理工作。这些经版,刊刻时间早的为清康熙年间,包括汉、满、蒙、藏、梵5种文字,特别是同一经版刻有汉、满、蒙、藏4种文字,实属罕见。图布丹曾要求:“这些经版历经几百年,能够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
    胡雪峰评价:“我们认为图布丹恩师作为高僧具备五大持点:一、讲经说法,因机施教;二、念诵仪轨,如理如法;三、显密传承,法脉清净;四、蒙藏薯述,恩泽后世;五、翻译佛家,续佛慧命。”
紧跟时代脉搏,走人间佛道
    图布丹最常跟学僧们讲的一点就是:要有紧随时代脉搏的精神,走人间佛教的道路。
    “学佛并不总是烧香磕头、随喜上布施,而是要闻法起信,在止信中悟道。”图布丹说,中国佛教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以大乘菩萨行来弘法利生,更以“人间佛教”的宗旨来回报社会、服务人群。因为佛教视一切众生如现世父母,“报父母恩,报国土恩,报众生恩”。“佛教报思的情怀就是要求修行者将自己的福德资粮(佛教用“资粮“以比喻善根功德)和智慧资粮无私奉献,修行是‘舍’而不是‘取’。
    不少人认为佛教‘一味教人出世,这当真是种误解。佛教从创立伊始,就与社会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尤其是根本佛教时期的佛教更是以进步而活跃的入世精神著称于世。佛教讲众生是根,佛是果,佛最早也是众生。释迎牟尼在35岁之前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他通过修道,成佛以后用他证悟到的佛理去教化众生,或称救度众生。.遁人空门之“空”,不是指什么都没有,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不是不思进取、袖手旁观,更不是让你脱离社会,对一切漠不关心,这个“空”针对的是“有”的变化、无常、非永恒性。
    图布丹说,万物皆有佛性。世俗凡夫和至上佛陀之间本来有道路相连,只不过许多人的路被妄想、执著等无名遮盖或有“业”的污染而看不清了。胡雪峰说:“恩师常教导我们,‘学佛之人,首先应先做人、后做事,因为诸佛就是先得人身后,才能够有条件成就佛果,如果人都做不好,不可能成就佛果’。”
    图布丹又讲,佛法,说到底,是对人生向上发展以至完成的一种实践。近些年来,尽管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一些社会问题也升始凸显,信仰淡薄,归属感缺失,幸福指数下滑,这使人们再次关注到心灵建设、信仰建设。图布丹认为佛教教义与和谐社会的宗旨从根本上是一致的。首先要与自己内心和谐,知足常乐,同时要与他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传统与现代要讲和谐,最后达到整体的和谐。
    “佛教提倡众生平等,社会也在说公平正义,如果故下我执、偏见,就会避免暴力冲突。当今,整个物质世界、科技水平发展特别迅速,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人在各种压力面前有迷茫、困惑,佛教可以起到慰藉心灵的作用。”图布丹还指出,宗教、信仰、文化、文明这些要素都是紧密相关的,在我们“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时,佛教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它本身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东方哲学的代表。
    与时俱进,对于佛教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命题。图布丹在担任雍和官住持时已经注意到传统寺院文化不可避免地受现代社会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之影响,他提出因应形势。转变观念,打破思维定式,跟顺现代社会文化,适应信众根机,在接引弘化方式上有所创新,在寺院文化制度建设上敢于直面挑战,积极探索如何既能随缘而化,又要做到不为境所转,.坚持佛教的主体性、神圣性、超越性。
    例如,雍和宫佛学院的努力方向是“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学修一体化、管理科学化”,如今雍和宫的佛学院内,设有图书阅览室、会议室和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喇嘛们除了修习传统的声明(语言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等“五明”,外加整理“经版”、练习传统法物外,还要懂得法律、英语、计算机……按照图布丹的话来说,时代发展了,无论从振兴佛教的角度还是从雍和宫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方式、培养目标也要随之进行调适,以便为推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为了推动佛法大众化,信仰生命化,帮助广大信众更好地了解佛教,了解雍和宫,以“认识自我、感恩他人、奉献社会、从我做起”的理念,慈悲做好人、智慧做好事,造福众生,2010年10月,《雍和官》期刊问世,胡雪峰任主编,图布丹等任顾问。图布丹引用《菩提道次第广论》:“心正聪慧求上进,此乃堪称闻法器”。“推而广之,社会、团体、公司、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心正,没有私心杂念,一心为国家为社会、为公司、为孝敬父母而学习工作的话,长此以往,自然而然,会使社会更加和谐,呈现欣欣向荣的而貌。
    “国家的鼎盛,宗教才能兴盛。”图布丹在雍和宫曾出面接待多位国家元首、地区首脑,他每每都会提及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情况和改革开放给雍和宫带来的巨大变化。“应该承认,我国宗教发展正处于最好的时期社会对宗教的理解有很大的进步。雍和宫会继续发挥弘扬佛法、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广积善业、祥和社会的积极作用。”
大小共贯,真俗无碍
    前不久,图布丹专程回了趟老家,将佛教界最高圣物“释迎牟尼佛真身舍利”捐给沙日特莫图庙,同时,他还为沙日特莫图庙博物馆拍赠了二百余件文物。图布丹告诉记者,他所捐赠的这些字画、法器、佛经和佛像都是别人馈赠的,也是佛教文化传播的极佳载体。“佛不能有私,寺里寺外的东西永远供大家烧香礼佛。出家一生,我只是想把这些经卷、佛像捐给家乡,表达我对已故师父的怀念情。
    自1986年起,图布丹开始着手主持修缮恢复该庙,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尽数捐出。如今,沙日特莫图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揭牌仪式时,数万名佛教信徒幕名前来瞻仰和礼拜。盛况空前。第十二世乌兰活佛日布登道尔计活佛和赵永话佛等前来,共同为舍利诵经祈福。图布丹说:“我在家乡恢复修建一个寺庙,就是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能在自家门口念经拜佛,而不用车马劳顿到很远的地方。”
    钱穆先生讲,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宗教是软心肠的。坐在图布丹面前,你便能允分感受到这种“软心肠”。在我们采访的时间里,总有登门求教或慕名拜访者,图布丹不顾年辜已高均予以认真接待,成全人们的心愿。有人问图布丹:“果真有加持吗?”答曰:“信则有。”又有人问:“您能看到您的转世在哪里吗?”笑答:“在能普度众生的地方,众生即是幸福田”。还有人请教:“我的来世会如何?”图布丹说:“你自己最清楚,欲知过去因者,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者,见其现在因。佛教最大的贡献在于‘因果’。”
    采访图布丹之前,原本准备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当代著名高僧又身兼社会职务,您如何平衡出世与入世的关系。当然,这一问题不太专业,因为按印顺所言:世人以为佛法偏于理性。偏于出世,这实在是隔离了世间与出世间,真正的佛法是真俗无碍,大小共贯。“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佛法的根本理念是一种不堕两端、不偏不倚的圆融观。
    在与图布丹道别时,记者让他推荐一本供初学佛法者看的书,他道:“《皈依发心》,首先要发菩提心。”